学术探论 | 洪惟仁：音变的过程与动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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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惟仁：音变的过程

与动机（上）

一、由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

  王力说：“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王力，1963-64，《中国语言学史‧前言》）这等于说中国的“语言学史”其实应该从五四以后说起，之前都只是“语文学史”。

（一）语文学（小学）的诞生

  “语文学”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因为语言的变易性。语言是会变的，但是文字写下来就固定了，所以书面语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阅读上的困难。这些困难不但包括汉字音读的变化，更包括汉字字形的变化以及字义的变化。为了解决古籍、经典的阅读困难，因此出现了一批学者，专门研究汉字字音、字形、字义的古今对应关系，进一步了解其变化的轨迹，目的就是为了解读古文。中国的“小学”就是这样产生的。所谓“小学”包括三个分科：音韵学：研究汉字音读之正讹，进一步研究汉字音读演变的轨迹；文字学：研究汉字字形之正讹，进一步研究汉字造字的原理，以及字形演变的轨迹；训诂学：研究汉文中汉字之字义，进一步研究汉字字义演变的轨迹，字义的分化与字形分化、音韵演变的互动关系。

  “小学”这三个分科，就是中国的“语文学”。“语文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读古文而产生的，他和文字直接相关，和语言的关系是间接的，但是钻研日深，就开始发现字音、字形、字义的演变是有系统的，有道理的；也开始发现不但是不同时代的文献，就是不同语言的文献之间，不同方言之间也有一定的对应规律，因而产生了方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欧洲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并且孕育了现代语言学。但是中国还没有来得及诞生方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就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方言学的影响而开始发展语言学。

（二）语言学的诞生

  欧洲自20世纪以后才深切感到语言的研究不能完全依赖文字。自20世纪初期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倡结构语言学（1916）开始，人们逐渐摆脱文字的限制，就语言来研究语言，并且研究语言的目的也不一定要研究语言的历史，共时语言本身的结构就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即使没有文字纪录，也可以研究语言，没有文字的语言也能研究它的历史。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便是这个原因。

  共时语言学不是为了反对历时语言学而设立的，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当代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之间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不过两个分科之间有基础学科和运用学科的关系，当代语言学可以脱离历史语言学而独立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当代的调查语料，无法进行历史的构拟。这个道理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是再明显不过了，南岛语和印地安语都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但是根据现代语言的调查数据，也可以进行历史的构拟。因此我们说共时语言学是基础研究。

  有文字的语言，如印欧语系、汉语系都是有悠久文字历史的语言，是否就可以不要现代语言的共时研究直接构拟古音呢？不可能！

  众所周知，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音读没有固定，不同时代、不同方言都有不同的音读。汉字本身没有表音的功能，无法根据汉字来重建汉字音的历史。

  那么梵文、罗马字等表音文字的印欧语系是否就可以不必研究现代语言呢？也不行。因为表音文字不是录音，也不是国际定义的IPA；同一个音符，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读法不同，古今的读法也不同。各个时代、各个语言的音韵系统及音符的音值也需要经过一番考证才能确定。而考证的基础仍然不能不依据当代语言。

  由此可见，共时语言学是历时语言学的基本学科，脱离共时语言学的历时语言学研究不是科学的研究。

  中国的“小学”三科中最具“语言学”意义的学科是音韵学。不过汉字是表意文字，中国的传统音韵学家缺乏一种可以讨论音韵的共同语言：音符，因此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比起印欧语系的语音史倍加困难。中国的音韵学成就，顶多只能够分析“音类”，归纳“声类”、“韵类”、“调类”。无论我们对中古音的《切韵》或上古音的韵部怎么熟悉，都不能确定那些声母、韵母、声调怎么区别。

  这个困境只好等待西方表音文字背景的高本汉来解决了。高本汉运用当时欧洲已经成熟的语音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写成他的博士论文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1915-1926），1936年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改题《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这部著作用一套经过严格定义的音标系统标示音读，根据现代方言数据，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为其整理的中古音系构拟了一套音读。这个研究为中国声韵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从此之后，中国的声韵学家像是得到一本葵花宝典，功力大增，各家音韵大师，纷纷出来拟音。中古音，上古音，各地方言都有人在拟音。

  但是怎么拟音才对呢？谁的拟音才值得相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研究出一个准则，任凭谁都可以随意拟音的话，那么所谓“历史重建”（reconstruction），不过像小孩玩积木一样，哥哥随兴堆个房子，弟弟可以随时推倒、重建。这样的拟音有何意义？因此怎样才能得到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现代历史音韵学是否能够存续的前题，必须严肃讨论。如果历史构拟只是积木游戏，现代语言学既然已经长大了，不要再玩下去了；要玩下去，那就要玩真的，把历史语言语言学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

（三）中古汉字音拟音的意义

  给汉字音中古音系的每一个音类一个可以区别的音，虽然可以使我们明白中古音音类区别的大概，不能说是真正的“历史重建”。为什么呢？因为自来我们所做的汉语中古音是根据《切韵》、《韵镜》之类韵书所整理的音韵系统拟测的，而这些韵书所反映的并不是当时某一个特定方言的音韵系统，而是综合南北、古今的方言韵书，根据“从分不从合”的原则归纳出来的、抽象的音韵系统。这相当于德国方言学家Weinreich（1954）所称的diasystem（通变系统）或diaphoneme（通音系统），它不代表任何个别方言的音韵系统，而是综合一些方言音系的、抽象的音韵系统。

  切韵音系综合了三国时代至隋代不同方言的音韵区别。隋代陆法言著作《切韵》（601）的时候已经有十几种韵书，这些韵书都已经亡轶，无从窥其全貌，当然也无从进行“历史重建”。根据《切韵》拟测的中古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音韵系统，只是一个理想的diasystem（通变系统）。

  但这不是说，现代声韵学家根据中古韵书拟音没有意义，我们还是要拟音，只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拟的音系代表着什么意义。既然“切韵音系”是一种diasystem（通变系统），那么我们重建的音系可能代表着比隋代，甚至比第一本韵书李登《声类》著作的时代（三国魏）更早期的，至少是汉代的音韵区别。

  如果我们不理会韵书，纯粹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来建构古音也可以。不过这必须先厘清横的移借和纵的演变，厘清音节结构、词法、句法、轻重读……的影响。汉语除了纵的分化严重，还有底层的残留、横的方言移借，语言层的冲积相当复杂。这种复杂的情形闽语最严重，但每个汉语方言都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只是程度差别而已。因此如果不能厘清纵的分化和横的移借，而把两者打到一个平面，这样所拟测的音系，一定比实际的祖语音系复杂得多。

  汉语语言层问题如果不先厘清，汉语祖语的拟测，汉语的演变史就不可能重建。解决横的移借、底层残留等语言层的分析方面，闽语的研究成绩大概是最好的。但是闽语的复杂性几乎等于整个汉语，甚至比闽语以外的汉语还复杂，因此整个闽语史的重建可能还有待努力。

（四）建构汉语史的金字塔

  在汉语史的研究上，不论是闽语、汉语乃至汉藏共同语的拟测，如果以为把源头的问题先解决了，支流的方言史自然就解决，这个想法有点本末到置，因为汉语祖语重建的基础在现代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史没有解决，汉语祖语重建的基础就很薄弱。这好比起高楼，当然要从基础、一楼、二楼……依序建筑，没有从顶楼建起的。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一块石块一定是最后才叠上去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虽然不一定要像金字塔一样，由最基层的方言叠起，不过方言语料越多，构拟的层次越分明，建构的语言史越稳固是不可否认的，这是我的信念。

  闽南话研究是我一生的追求。我的方法是先把台湾闽南方言全面扫描一遍，包括传统方言学的调查（已发表相关论文18篇），地理方言学的调查（已发表相关论文16篇，已出版专书有《台湾语言危机》（1992）、《续修台北县志‧卷三住民志‧第二篇语言》（2004），即将于2016出版《台湾语言地图集》）和社会方言学的调查（发表相关论文12篇，宏观研究参照博士论文《音变的动机与方向：漳泉竞争与台湾普通腔的形成》（2013））。台湾闽南话摸清楚了，然后再调查福建地区的闽南语，将来可能和暨南大学甘于恩教授合作，把研究触角延伸到粤东、粤西、海南岛。直至目前为止，我调查过的台湾闽南语方言超过300个点，福建地区的闽南话约150几个点，可以足够进行核心地区闽南语地理方言学的研究。

  利用这些田野资料，加上其他的方言学者的调查语料，韵书、辞典、字典的记载，我已经逐步重建了闽南语的语音史（已发表相关论文15篇，韵书研究及语音史拟测主要见《台湾文献书目解题：语言类》（1996）及《<汇音妙悟>与古代泉州音》（1996）），可以进行社会地理历史语言学的初步研究了。

  这些基础工程是在替汉语史的金字塔堆上一块基石。以下以闽南语史的重建为例说明如何观察音变的过程，并解释音变的动机，建立科学的历史音韵学的方法。

（五） 语言史重建的科学准则

  前文说过如果没有研究出一个准则，所谓历史重建，不过像小孩玩积木一样，可以随时推倒重建。这样的拟音只能说是游戏，没有科学研究的意义。那么怎么样的拟音才是科学的，可信的呢？我想提出五项准则：

（1）必须有足以信赖的语料为基础。所谓“足以信赖的语料”意思是：1）提供语料的人，必须有能力准确纪录方言的实况；2）语料所用的符号（不管是严式音标、宽式音标或任何音符）必须有语音上严格的定义；3）每一个方言的语音都必须经过严谨的音韵分析。

（2）所拟音韵系统或发展过程必须能够符合或能够解释文献（如押韵、域外译音、方言拼音文字等）的纪录。

（3）所拟祖语形式必须能够合理解释由祖语到当代方言的发展过程。

（4）所拟音韵系统及其音变过程必须能够解释何以产生演变、分化或消失的动机。

（5）音韵拟测及其音变过程的解释必须合乎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原则。

  以上前三点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36译本）的序论中已经有详细的说明，只是不够完整。高本汉的中古音拟音虽然被后人修得面目全非，但是他对汉语音韵学的贡献不是因为他拟音正确，而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后人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发掘更多客观的事实（即科学方法中所谓“客观性”）来证明他假设的错误。这就是科学方法中所谓“可证伪性”faulsifiability。一种可以证明其假设错误的研究方法才能称为“科学方法”，而只有运用科学方法建立的假设才能够被承认为“科学理论”。

  高本汉的拟音不是唯一或第一的原创。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西方和东方的学者做了许多拟音，尤其是台湾的小川尚义（1907）所拟的中古声母系统比高本汉所拟的更接近现代声韵学家的共识。不过在他之前没有一位汉语音韵学家有他的研究格局，没有人明确地提出音韵构拟的方法与原则，也没有人能够像他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他的语料收集（第一项），除了域外汉语和南方方言引用既有的文献，他自己调查了17种北方方言，他是第一个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的方言学家。高本汉根据搜集的34种语言或当代方言的汉字音为基础来拟测中古音的。在高本汉以前，从来没有人亲自做过那么多的汉语方言调查，也没有人把这么多的方言语料放在一起来比较。

  高本汉不但可以称为“汉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之父”，也堪称为“汉语方言学之父”。高本汉以后，大部分只是在枝节上提出修正意见，像他这样亲身做过汉语方言的广泛调查，运用大量汉语方言语料，进行汉语大格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重建的声韵学家，实属少见。许多人只注意高本汉拟音上的错误，却轻估了他在方法论建设上的贡献。

（六）现代语言学的运用

  但是高本汉为何会受到那么多的修正和批评呢？除了把切韵音系看成一个单一方言加以拟音招受批评之外，第一、二项的细节部份及第四、第五项缺点是招受后人质疑和修正的原因。

  高本汉撰写论文当时，索绪尔还没有影响力，结构语言学还没有开始发生作用，当然衍生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都还没有诞生。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他拟测的音系往往违反了语言普遍性，没有交代音变的实际过程，也没有解释音变的动机。

  高本汉发表他的博士论文（1915-1926）时，现代语言学才刚刚诞生，还没有所谓音位学（phonemics）。这一百年来，语言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我们不能用现代语言学的成就来批评高本汉，就好像我们不能批评孔子不会打计算机、不会用手机一样。讨论高本汉拟音的对错已没有什么意义，而是如何运用现代语言学，重新检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拒绝接受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如果连高本汉都不能超越，现代语言学又不能接受，汉语语言学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善于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与理论，才是走向汉语语言史科学重建的大路。因此我希望能够活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新方法与新理论来为高本汉提示的研究方法做点补充。本文拟把讨论的焦点放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也就是音变的过程和动机的说明与解释，而所有的讨论都必须以第五点“语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为基准。

  以下分为两个部分来检讨两个重要的议题，一是如何以地理方言学和社会方言学观察音变的“过程”；一是以“语言普遍性”为基础解释音变的“动机”。

二、音变的过程

（一）渐变还是突变？

  历史语言学家所看到的“音变”（sound change）通常是变化已经完成的“结果”。但是由a音变成b音的“过程”如何？是渐变还是突变呢？

  关于语音的变化，有两种理论，一说是渐变（gradual change），一说是突变（abrupt change）。两种说法都可以举出实例。闽南话“三”*sam→sann（鼻化），再变成sa（石狮方言）的鼻音脱落，由sa→ta（海南方言）的“塞音化”；官话“希”hi→ɕi的“颚化”现象，整个过程好像是渐变，但是个别音的“语音变化”却都是突变。至于有些闽南语方言“牛”gû 说成bû，“遇”gū 说成bū，g→b不可能是渐变，一定是突变，龙岩方言反过来，把漳州话“袜”bue̍h念成gue̍h，b→g也是突变。

  不过“音韵变化”却都是渐变的。王士元主张“音韵变化”是沿着词汇一个一个的扩散，叫做“词汇扩散”（lexical diffusion）；至于音变在社会方言和地理方言扩散的“过程”，社会语言学和地理方言学都已充分证明是“渐层变化”，不是突变。这里所谓“音韵变化”指的是音韵系统的变化，但若就各别字音而言，应该是“突变”的。现在要讨论的是“音韵变化”渐层性的“过程”。

  语音层次的变化可能是突变的，但是要落实到音韵层次的变化，必然要经过词汇上扩散、社会方言的扩散和地理方言扩散等的“过程”，一个音类、一个字类的系统性的变化。我们不能想象这个过程是突然变化，必须是经过相当时间的渐变过程才能完成变化。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如荀子所云，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一种音变由少数人的“约定”，进一步扩散到整个言语小区“俗成”，需要一段相当时间的磨合，难以设想整个言语小区所有人的a变成b，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下图表示a→b的渐变过程：

  上图中T2表示开始变化的时间点，T6则是完成变化的时间点。这个音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A未变期（T1→T2）：言语小区内通行a形式，b形式未出现

B变化期（T2→T6）：言语小区内出现b形式，a/b同时并存，a→b的音变进行中

C完变期（T6→T7）：言语小区内a形式已消失，完全变成b形式

  历史语言学家曾经宣称语音演变的过程是无法观察的，那是因为他们观察的时间跨度（time span）都相当大，所以只能看到“未变期”的a音和“完变期”的b音，看不见，或视而不见“变化期”内a/b同时并存的现象。但是1960年代Labov所发展出来的社会语言学却发现，语音演变的过程是可以观察的，社会语言学专门在观察进行中的语言变化（change in progress）。

（二）社会方言学所见的音变过程

  首先以闽南语的研究为例来说明如何观察进行中的变化。我的博士论文《音变的动机与方向：漳泉竞争与台湾普通腔的形成》（2003）的主题就是以社会方言学的方法，观察台湾闽南话进行中的语音变化。论文研究的方言有老泉区、老漳区、混合区以及不分区的大专青年；涉及的语言范畴包括声母、韵母、声调，这里以“入”字头的研究（第六章）为例，把我观察的结果介绍如下。

  闽南话所谓“入”字头大约相当于中古声母“日”纽，但不完全等同。“入”字头的字在泉州《汇音妙悟》和漳州《雅俗通十五音》都归为“入”字头，所以通常把漳州、泉州的j[dz/z]声母叫做“入”字头。这个字类的属字除日纽的文读音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喻纽（如「“愈”jú、“裕”jū ……等）或精系声母（如“棋子”的“子”ji2、“字”jī）。他们大部分出现在齐齿韵之前，但也有少数出现在合口韵之前，有阴声韵，也有入声韵。如下表：

  由上表可见，台湾闽南语“入”字头有三个方言变体：j-；l-；g-。其中j-是最古老的形式，方言有音值的差异（[dz]/[z]），但独立成一个音位。其他的变体是新的形式，漳泉变化的方向不同，新泉音全部念成l-（发生了j>l音变），新漳音在齐齿音之前念成g-（ji>gi），在合口音之前变成l-（ju>lu）或保存j-。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声母的音变受到韵母结构的制约，不但不同方言音变的方向不同，音变的速度也不同；即使同一个方言，不同的韵母，音变的速度也不同。我把这种因结构的差异产生音变速度不同的变化，叫做“结构扩散”（structural diffusion）（洪惟仁2003）。

（1）方言差异与共同趋向

  音变的方言差异包括音变的方向不同，和音变的速度不同。这里关心的焦点在变化的趋势，下面直接看曲线图，看三种变体在老泉区和老漳区的音变趋向有何差异。以下以齐齿韵（即“日”字类）为例来做说明。

1） 老泉区“日”类声母变体的年龄分布图

2） 老漳区“日”类声母变体的年龄分布图

  由上可见，无论在那个方言区，漳泉一致的老变体j-在年龄层的分布都一路下滑，而新泉音l-变体都一路攀升，显示着老泉区和老漳区平行地在进行着j→l的音变。但是比较上面两个图却发现老泉区领着风气之先，老泉区的老年层已经有76.5% 变成l-了，但老漳区的老年层只有32.4% 变成l-。至于新漳音g变体使用率微不足道，在老漳区的中、青年层稍有起色，却立即被新泉音压倒。

  再看j-变体的分布。老泉区老年层保存j-的还有21.9%，青年层只有4.1%，少年层只剩3.9%，几乎已经完成了j→l的音变了；老漳区保存j-的青年层只有33.9%，少年层只有32.3%，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完成了j→l的音变了。

  两个方言区j的分布曲线清楚地显示：j→l是台湾闽南语的大趋势。从整个大趋势来看，老漳区正好处于j→l的变化期；而老泉区已经接近完变期了，可以预期新泉区应该处于完变期了。根据上图划出虚线，把时间往前推到未变期，比如500年前，可以推断那时闽南语只有j-，没有l-，更没有g-。

  那么往以后推呢？语言学家通常不敢预测未来，因为音变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如果没有外力干扰，比如强力的语言规范（如标准语运动），顺其自然发展，根据上面的曲线图划出虚线，我们很有信心地预测，将来台湾的“入”字头声母j-, g-都将消失，纷纷变成l-，就像现代泉州、厦门一样。

  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现象，即同一个方言，不同的韵母，音变的速度不同。【表1】依照“齐齿韵”对“合口韵”；“阳声韵”对“非阳声韵”两个二分原则，把“入”字头出现的韵母分为四个类型：齐齿韵、齐齿阳声韵、合口韵、阳声韵。调查结果发现不同的类型音变的速度不一样。请看以下的分布图：

3）老泉区l变体在各字类的年龄层分布比较图

4）老漳区l变体在各字类的年龄层分布比较图

  根据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把“入”字头的音变速度和韵母结构类型的关系的顺位排列如下：

5） j→l扩散速度的结构顺位

合口阳声韵 > 齐齿阳声韵 > 合口韵非阳声韵 > 齐齿韵非阳声韵

这个顺位可以总结成两个原则：

6） j→l的结构扩散速度差异

（a） 阳声韵快于非阳声韵；
（b） 合口韵快于齐齿韵。

  由此可见，音变规律的扩散不止是“词汇扩散”这么单纯的观念可以涵盖，音变速度还可能受到音节结构的制约。这个现象不只出现在“入”字头声母，也出现在韵母、声调各方面，乃至所有的语言范畴。我把这个扩散的现象叫做“结构扩散”（structural diffusion）（洪惟仁2003）。“结构扩散”虽然是我们在社会方言学研究中发现的现象，但在音韵学理论上并不新鲜，它其实就是“条件音变”在社会方言变异中的体现。历史语言学所见的“条件音变”是音变的“结果”，而社会方言学中所见到的“结构扩散”则是音变的“过程”。

  上面所显示的“音变趋势”以及“音变速度”、“结构扩散”都是音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用“社会方言学”的研究方法才能看得见，如果只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是推论不出来的，因为“历史语言学”只能看到音变的“结果”。而且我们不但看见了音变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推断出“完变期”以后可能的音变“结果”。

  我们在台湾社会方言学发现的年龄级差（age grading）表现了台湾闽南话整体音变的潮流是j→l。但这个现象也许只是一种“表面时间”（apparant time），而不是“真实时间”（real time），因为有极少的情形，社会方言变异是固定的，比如像童言或敬语，幼童时期的童言童语（如“车车”、“尿尿”）只有童年才会使用，成年之后就不说了，而儿童或少年也不会说成人的敬语，成人才会说敬语，这种年龄上的变体分布，有相当的稳定性。

  放到我们的议题来，我们必须谦虚地提醒自己，台湾社会方言学调查所发现的j-, l-年龄分布，也许不是真正的音变趋势，只是稳定的年龄级差。除非经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再用同样的社会方言学调查方法重新调查一次，如果结果表现同样的趋势，我们才能确定j→l是“真实时间”的体现。但现在还没有人做同样的研究，因此我们没有机会进行“真实时间的比较”（real time comparison），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定j→l是台湾闽南话真正的音变趋势。但我们还有另一个利器，就是“地理方言学”，可以进行另一种旁证。

（四）地理方言学所见的音变过程

  音变的速度不但有结构上差异，也有地理上的差异，各地方言音变的速度不同，因而有地域方言的变异。历史变化的“过程”通常会体现在方言的地理分布。方言变体的地理分布可以说是历史音变的倒影，因此地理方言学是通往历史语言学的一条快捷方式，只是在汉语研究中还很少人采用这个方法。本节继续以“入”字头的音变为例，来说明地理方言学对于历史语言学可能的贡献。

  从地理方言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整个大闽南话也表现了j→l的音变趋势，这样我们不但有信心相信j→l是台湾闽南话真正的音变趋势，而且也可以推断j→l是整个闽南话的音变潮流（drift）。

（1） “入”字头在闽南地区的变体分布

  闽南地区是根据我最近（2010-2012）针对福建闽南地区包括厦门、漳州、泉州、莆田、龙岩、三明市大田县六个市县的闽南话调查所搜集的语料。调查发现“入”字头的变异除了保存传统j-音读之外，衍生出三种新的变体：

1） l-或t-：“入归柳”的音变结果衍生了l变体，分布在今泉州市、龙岩市、三明市大田县；莆田进一步清化，再衍生一个新变体t-（l-[d-]→t-）（可以称为“柳归地”现象）。

2） g-：“入归语”现象（j-→g-）零星分布于闽南漳浦、华安。

  以上4个变体（j-, l-, t-, g-），t-只出现在莆仙方言，g-只在漳州零星分布，因此就闽南语的大格局看，真正的竞争者只有j-和l-两种变体。下面是闽南地区“入”字头变体的分布图。

【地图1】显示漳州大部分坚守着j-变体，并且大部分方言的音值都是[z]，少部分念成[dz]；但l-变体显示极大的扩张力，除同安、德化仍念j-以外，泉州腔分布区的大部分都念成l-，并向北延伸到三明市的大田，向西延伸到龙岩市，向南延伸到金门、厦门，并向西侵入漳州方言区的厦门市海沧地带，直达漳州市龙海县角美镇，向东跨海扩散到台湾本岛的滨海地带。莆田的t-既然是由l-清化而来，也可以还原为l-类变体，划入泉州型变体的分布范围。可见l变体不但分布于整个泉州核心地带，甚至扩散到所有周边的闽南方言，可见“入归柳”音变力道之强劲。

（2）“入”字头在台湾地区的变体分布

【地图2】是根据我1990年代针对台湾闽南话区战前出生的老年层发音人的调查纪录制作的“入”字头变体分布图。本研究按音值的不同把j-变体细分为[z]和[dz]两种。地图显示大部分地区都念j-，只有部分泉腔区（蓝色块）方言念成l。

  由上图可见，j-不但分布于漳腔区（青色块）、混合腔区（黄色块），也分布于泉腔区（蓝色块）的老泉山腔区和同安腔区，是相当优势的变体。l-只分布于泉海腔的分布区。整体而言，漳腔区j-变体占优势，泉腔区l-变体占优势，这种情形和闽南语地区一致，不过闽南地区的l-变体比台湾分布更广。

  地理方言学的研究显示l-变体在闽南地区的地理扩散分布广，表示它的扩散比台湾快，台湾相对落后。但l-变体在台湾的社会方言调查所显示的强劲竞争力，我们感到台湾也已经急起直追，赶上闽南话“入归柳”（j→l）的音变潮流了。

（3）“入”字头的音变史过程

  上文说：j-变体是“入”字头传统的变体，其他变体都是新变体，又说l-变体在闽南地区的地理扩散比在台湾早，这种闽南语语音史的论断有什么根据吗？我们必须先拟订闽南语“入”字头的祖语形式，才能铺陈“入”字头的音变史。

1）“入归柳”扩散的文献纪录

  前文提及音韵拟测的五项准则中第三项“文献基准”可以看是音变“过程”在历史上的纪录。从社会方言学或地理方言学的立场看，文献纪录通常是零碎的、片面的，但却是音变在历史上宝贵的纪录，必须善于利用。很幸运地，闽南语有两本重要的早期韵书，包括泉州最早的韵书黄谦《汇音妙悟》（1800）、漳州最早的韵书谢秀岚《雅俗通十五音》（1820）。这两个文献都一致记载着闽南语有十五个字头（声母），“入”和“柳”、“语”分立，并没有发生合流现象。我们根据现代闽南语方言很容易可以重建共同闽南语有“入”*j-、“柳”*l-、“语”*g-三个对立的声母。混同是后来方言音变的结果。

  虽然《汇音妙悟》（1800）“入”字头和“柳”字头是对立的两个声母，但是“入归柳”音变已出现端倪了。王建设等（王建设、张甘荔1994（上）:34）注意到“软”、“闰”、“润”等字“既可在‘柳’母中找到，又可在‘入’母中找到，这说明黄谦时代‘柳’、‘入’二母的界线并不分明。”事实的发现是对的，但对于事实的解释值得商榷。因为《汇音妙悟》全书中“入”字头又见“柳”字头的只有六个字，并且只出现在合口阳声韵的两个字母（韵母），包括“春”（*-un）字母的“闰”、“润”二字；“川”（*-uan）字母的“软”字等。如本文社会方言学的调查所证明的，合口阳声韵是所有的“入”字头字类中最容易变成l-的韵类，也就是最能够触发j→l规律运作的环境。《汇音妙悟》合口阳声韵的“入”字头声母有条件地发生“又读”只能证明这个方言已开始进行j→l的“结构扩散”，并不能扩大解释为j和l两个声母“分际不明”。

  《汇音妙悟》是1800年南安水头人黄谦所著。既然《汇音妙悟》的“入”字头还在，证明至少在两百年前，“入归柳”音变才刚扩散到南安，但入、柳尚未混同。

  厦门在1930年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入归柳”音变的纪录。杜嘉德《厦英大辞典》（Douglas, 1873:610）的附录三首先记载了泉州的“入”字头念得非常硬，甚至变成l-，或者非常接近，但还没有完全与“柳”合流。而厦门“入”j-与“柳”l-仍分立。

  周辨明（1930）记载的厦门音dz-和l-是分立的。但罗常培（1931）同时期做的调查报告《厦门音系》说他所调查的林先生“凡是[dz]声母都变成[l]声母，并没有一个例外。”（罗常培1931:8）这是首次明白指出厦门音发生“入归柳”现象的纪录。

  不过所谓“厦门话”指的是厦门市街的方言，不包括市外的乡下方言（俗所谓“禾山腔”）。厦门是1842年中、英签定南京条约辟为通商口岸才繁荣起来的，市区是五方杂处之地，起初漳泉方言混杂，并不统一。罗常培调查的发音人可能正好是没有“入”字头的泉州泉海腔（即晋江东部、石狮、惠安）人后裔，不能代表所有的厦门人。

  半个世纪后出版的厦门大学《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1）正式废除了j-，“入”字头声母全部标成l-。这标示着二十世纪末期厦门已经完成“入归柳”音变了。从文献纪录看来，厦门“入归柳”音变，大约只花半个世纪就完成了，速度之快着实惊人。

2）“入归柳”扩散的时点与地点

  由上面的文献看来，“入归柳”音变的扩散源在泉州。我们要继续追问：是从泉州的什么地方开始扩散的？

由【地图2】可见，台湾泉腔区里面l-变体分布区只限于滨海的泉海腔地带，其外延地带泉山腔以及澎湖的同安腔都念成j-[dz]。

  台湾的泉腔方言怎么会有一大片地区念成j-[dz]呢？如果台湾移民初期的三百年前，已经如【地图1】的现代方言分布图所示，泉腔区除德化、同安（今属厦门市）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念成l-。那岂不是泉州人移民台湾之后又“回头演变”，由l-变回j-？

  回头演变不可能发生在自然音变，只有在方言接触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发生。中部海口地带的老泉山腔夹在泉海腔和漳腔之间，漳泉方言接触较多，还有接触音变的可能。但台北盆地的泉腔相当强势，并且念j-的“安溪腔”方言分布在闭塞的山区，漳泉方言之间缺少接触，“回头演变”不可想象；澎湖的同安腔是澎湖群岛的优势方言，没有证据显示澎湖同安腔受到白沙乡漳州腔的影响（相反地，弱势的白沙乡方言受到同安腔严重入侵）。因此我们推断台湾泉腔区的j变体是移民初期流传至今，而不是在漳州腔的影响下发生的回头演变。

  我们现在要追究台湾泉腔区的“入”字头变体分布和闽南原乡的关系，【地图3】（1928）是台湾总督府调查台湾汉人祖籍绘制的地图。对照【地图2】和【地图3】，可以发现l-变体主要分布在泉海腔及泉中腔的三邑（泉州、晋江及惠安）人的移民区（深绿色区块），也有少数同安腔（黄绿色区块，如台湾本岛的台北淡水河口，彰化县王功、芳苑）；j变体分布在泉山腔的安溪人移民区（浅黄色区块）、同安人（澎湖）以及漳州人分布区内。这样的分布状态和闽南地区l-变体绝对优势的情形很不一致。

  因此我们判断现代台湾北部和中部泉腔区j-变体和l-变体的分界线，基本上反映了移民初期闽南语j-变体和l-变体的方言分界（南闽州漳泉比例差不多，现在是漳泉混合腔，反映的是漳泉竞争的结果，j-变体占优势）。

  排除方言接触产生的互动影响，根据台湾人的祖籍和口音之间的关系，我们断定移民初期三邑人才念l-，安溪人及同安人都念j-。这个分界，直到二十世纪中期都没有很大的改变（除了部分本岛的同安移民后裔接受了l-变体）。

  上一节的文献探讨已经证明二百前l-变体还没有扩散到南安，南安还是j-变体的分布区。因此我们判断三百年前闽南人移民台湾初期，闽南地区的安溪、同安和南安都还念j-。这样一来，二百年前l-变体的分布区就可以限定在南安除外的三邑，即晋江以东的晋江（包括今泉州市）、惠安两个县了。

3）“入归柳”音变史的重建

  如上所述，l-变体的扩散史，无论是扩散的时间、地点已经得到地理方言学以及文献学的证明。闽南话声母原来是有“入”字头（j-）的，推断“入归柳”是近代才发生的音变，至少二百年以前，l-变体在闽南地区的分布不会越过晋江。

【地图4】是根据上述的论断所拟测的漳泉地区二百年以前“入”字头变体分布图。如图所示，闽南大部分地区还保存着j-[dz]声母（绿色区块），l-变体局限于晋江以东今泉州市区、晋江、石狮、惠安的大部分（蓝色区块）。地图上所标示的方言点和【地图2】相同，是现代的变体分布，色块标示的是200年前的分布区。

  上面的拟测图只显示闽南话的核心地区，外缘闽南话如莆田、大田、龙岩等方言暂时从略，一方面因为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演变没有文献的支持，一方面和台湾的闽南话分布没有直接关系。

  从地理分布来看，台湾相对保守。l-变体只分布在台湾本岛的滨海地带的晋江人、惠安人移民区，并逐渐扩散到邻居的同安人移民区，安溪、南安、及澎湖同安的移民区基本上还保存着j-变体，没有受到“入归柳”的波及。

  不过战后“入归柳”开始酦酵了，由我们的社会方言学数据看得出来，l-变体扩散的势头相当汹涌，青少年大量的变成l-。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看见闽南话“入”字头崩溃的“过程”了。整体而言“入归柳”是闽南话音变的大趋势、大潮流（drift），这个音变现象二百年前只限于晋江以东的泉中、泉海腔区，由此向外急速扩散。可以预测，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扰，顺其自然，“入”字头将可能消失。

（未完待续。原载《声韵论丛》第18辑，台北：学生书局2014年一版。本刊有删节，个别文字做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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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配图|暨南大学

本期编辑|林心彦

本期审读|林心彦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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